记事图画发展的第二条道路是由象形性趋向符号性,在蜕变的道路上不断丰富新我。我们的先人们在这一时期还不知道使用文字,然而已经懂得使用图形来表达、传递或保存信息,但时间一长久,由于它内容含量有限,含义也难以表达确切,远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便在简约的基础上,把原来形象的图画简化成为一定的符号,特别是一些鸟兽类的字形更符号化、线条化、匀称化,距图画形象更远,有的甚至产生了讹变。时间一长,人们也就知道这个符号代表的是什么了,于是得到人们的认可并逐渐通行开来。这样图画就渐脱离了具体事物的描绘,而变为事物的一般意向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使符号与语言中的词经常联系,于是就有了固定的职能,(即这一个或一组图形专指这一词)于是慢慢的就出现了以符号结构为特点的原始文字。这就是汉字雏形,其伟大创造性是不容置疑的。它的产生不但意味着文字的问世,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追求美的向往。' w* o+ V( g) _; O
" M t' Z7 O0 O D 记事图画挣脱自身的束缚,朝着文字发展的大道迅跑,表现出了强烈蜕变意识和再生追求,这当始于与文字起源的考古材料——陶器上面,于陶的制作有着直接的渊源,并与陶的遗存而流传到上万年后的今天和永久的将来。这种有意义的制作,不仅成为人们实用的生活用具,而且其上可刻画较多的标志着人们广泛用于交际、记事与图案装饰功能的符号和图画,成为人们创造文字,创造最初艺术美的载体。/ y. X0 {. H) C, k&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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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符号来看,我国境内某些文化遗存的陶器出现的符号,均是由单体向成组方向发展的,而且刻划的数量要比绘写的多,刻划工具为竹、木、石等硬质材料制作的原始硬笔所为,绘写则是软质工具所作。这说明当时硬质刻划工具比软质书写工具的使用频率要高许多,硬质刻写工具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是不容置疑的,可以说硬质刻写工具为我国文字新纪元的诞生立下了赫赫功绩。其分布地域主要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遗址十分丰富。目前发现的诸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小河沿文化、西樵山文化和红山文化、马家窖文化、屈家岭文化、河渡文化、马家镇文化以及夏商时代二里头文化,藳城台西陶刻,清江吴城陶刻等,都曾出土过精美的陶器,其上均有许多刻符。和刻画图画相比,呈现明显的区别,这些刻符笔画同真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许多文字的字形相同或相近,正如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载“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这些刻划符号其线条简单,组合均衡,刻痕劲利,布局简繁有致。古朴中呈现出朦胧的思想,稚拙中透露着混沌的情趣,原始艺术美由此而生、它不仅满足了当时人们的实用需要,而且也唤起了人们的审美感受,造就了我国汉文字勃勃生发的萌芽阶段,促发了我国书法这个独特而古老艺术缘起的前奏。并由此延伸至秦汉王朝时期,共计二千余年的历史,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接踵而至,篆书、隶书、草书、楷书等诸体皆备,为我国书法艺术进入繁荣昌盛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在中华艺术舞台上仍不断扬波起澜,以其深蕴的精神魅力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深受影响),眼望这书法艺术的燎原之势,正是我们聪明的古代人播下的刻画图画和符号的火种所致。: A' Q8 A0 W$ K% 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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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众多的刻画图画和符号,可以看出其创造的历史之长,使用地区之广泛,发展路途之艰难,同时也反映出了它们的产生,决非一人一代的创造,而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观察、思考和创造,并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才创造出这惊人鸣世的妙制佳作,尽管简单而又混沌,尽管借助摹仿而又离不开实用的目的,在产生实用价值的同时,又具备了一定程序的审美情趣,她已经在混沌中透出了审美的光辉。并沿着两条道路走向了各自的自由王国,图形符号的发展前途无量,文字道路的前景灿烂辉煌。通过简略的叙述原始刻画图画及刻划符号的锲刻和艺术风貌,正是为了让诸多人们认识了解其发展有着自己的传统性和规范性,有其绵绵不断的连续性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阶段性、变异性以及它们的血缘关系。为当今图形符号和书法艺术,特别是硬笔书法艺术找出它们的活水源头。我们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以原始刻划工具和刻划载体相结合,而创造出的这些图画和符号而自豪,它们的产生,可说如同马克思、恩格斯称叹的“荷马史诗”一样,为人类童年的作品。5 `* m) x/ m5 l- q9 P) b
(本文连载《九州书画报》1999年3月第227期、230期)